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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创作的双重功能，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。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家、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。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，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、艺术家是很多的。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耀璨的星河，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更长空之中，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彿大事业。与之相应，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、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：一是“诗言志”。“诗言志”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。最早提出“诗言志”的是《尚书·兑典》。此后，诸多典籍如《左传》《庄子》也提出这一命题。汉代《毛诗序》不仅再次中说诗言志”，还提出“教化”说。“教化”又称“风教”。“风”多义，一指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，即民驳；二指情感。《毛诗序》强调教育的普遍性，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，还有上层统治渚。“教”的目的是“化”。具体来说，就是“正得失，动天地”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。“言志”与“教化”的统一，其关键是将“教”转化为“志”。经此转化，“言志”的“志”就不只属于个人，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。“私志”成为“公志”—家国之志。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，具体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在情上。而情贵在真，贵在自然一自然而然。刘勰说“人稟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英非自然”。言志贵在至诚，只有至诚，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，地青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、艺术审美力。19巧年，毛泽东同志在重庆。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，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作诗。毛泽东同志题写了“诗言患”三字。这“志”即家国之志。虫是“兴寄”论。“兴”最早来自《诗经》的“六艺”说，它是《诗经》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，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。初唐诗人陈子昂将“兴”与“寄”结合起来，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一…“兴寄”。“兴”重情，重美；“寄”重理，重善。“兴”与“寄”的统即是情与理的统，美与善的统+。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。陈子昂之所以标举“兴寄”，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喉美主义之风，具体来说，是六朝的绮靡之风。这股绮靡之风，有“兴”而无“寄”。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，他尖锐地指出：“齐、梁间诗，彩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。”明确表示：“常恐逶逦颓靡，风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”陈子昂援引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风骨”理论，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“骨气端翔，音情顿挫，光英朗练，有金石声”，既善，又美！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“过娱论”。唐朝初年，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“以尧舜之风，荡秦汉之弊；用咸英之曲，变烂熳之音”，认为“释实求华，以人从欲，乱于大道，君子耻之”。所谓“释实求华，以人从欲”，就是放纵声色之欲，追求奢华，也就是“过娱”。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，但过娱，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。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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